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大改造”很快建立起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公有制+指令性计划+按劳分配的体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这属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体制”，具体的现实中的模板是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尽管当时这一体制对恢复和稳定国民经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从而迅速构建国家工业体系，实施重大技术攻关、巩固国防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绩效。但这种短期内发挥巨大作用的体制却不可能长期持续高效。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从官方到民间，都认识到必须改革。

“初级阶段理论”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理论”，是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有现实需要，而且必须得有理论依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在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第十五条就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后来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但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下半年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在保留公有制主导地位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关键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认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不一致，其实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于私有制的理论也不一致。因此，必须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实际上在两个维度实现了突破。一是提出所谓的“初级阶段理论”，即认定中国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共产主义阶段，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中级和高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两代领导人和众多理论家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理论认识和创新。既然如此，就不能选择单一的公有制+指令性计划+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二是众多经济学家提出并且论证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统一或兼容”假说。这一理论创新很重要，否则，没法解释国有企业、集体经济单位等能否和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问题。这两个理论创新的价值应该获得高度重视，因为它不仅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深刻地影响了实践，而且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突破和发展。

产权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产权改革。中国经济学家结合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既有独自创新，又有集成创新，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产权理论，把产权理论概括为产权起源、产权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功能、产权制度比较与选择（静态）、产权制度变迁动态）、企业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国家与产权界定和保护等几个部分，强调产权明晰、保护、分离组合与产权交易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关系。这些产权理论直接指导和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重点和主线，分别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或核心是土地产权改革。最初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本质上就是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在集体与农户之间以契约形式进行分离。此后家庭承包制的不断完善，实际上是土地产权结构的不断完善，包括最近的“三权分置”改革，本质上还是通过创造性地设置“承包权”、优化产权结构、促进土地流转，适应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加速发展，进而优化产权配置、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高质量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期间插入过“利改税”）、两轮承包制、普遍实施股份制几个阶段。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具体分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股票交易市场、股权分置及其改革、管理层收购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垄断行业的主辅分离改革，以及现阶段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从内容看，实质上都是产权改革，无非是在国家及其主管部门与企业法人之间、公司内部不同主体之间责权利的调整和优化，形成更好的委托代理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理论”与中国的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积极主张开放与合作政策。1978年以前，西方国家封锁遏制中国，但是没能如愿。因为中国有理论、有战略、有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良好而全面的开放合作关系。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推行“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战略，为中国的开放定下基调。我们在世界上的朋友很多，与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不错。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抓住机遇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且改善了中美关系，为以后对西方世界实施开放战略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全面开放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理论，成为对外开放战略最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既是对外开放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也是对国际关系科学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基于此，中国开放的几个战略性举措非常科学和成功。首先，开放与改革并举，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开放，引入外资企业及其技术和体制，其体制、管理、技术倒逼和促进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管理创新。其次，一直把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替代战略结合起来，而且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相机调整战略重点，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大体上在加入WTO之前，相对偏向于进口替代战略，之后相对偏向于出口替代战略。总体而言，非常符合中国国情，既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又很好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和国外技术，参与了国际大循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最后，一直坚持“韬光养晦”、学习借鉴技术和体制机制的方针，坚持重点做好自己的事情，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依靠自身发展给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增长和发展的机遇，从而形成以互利关系为基础的牢固的合作关系。

（作者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